中国国家外管局局长谈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佳选

(以下为7月30日中国外管局网站刊登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接受"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胡舒立采访後,刊发文章"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佳选择")

(以下为7月30日中国外管局网站刊登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接受"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胡舒立采访後,刊发文章"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佳选择")

**最终目标与时间表**

**最终目标与时间表**

胡舒立: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什麽选择这个时机继续推进汇改?如何评价迄今为止汇改取得的成果?

胡舒立: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什麽选择这个时机继续推进汇改?如何评价迄今为止汇改取得的成果?

易纲: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的最好选择。为什麽说这是中国的最佳选择呢?对汇率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从1994年就开始启动了。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随後,整个外汇市场就建立起来了。从1994年到1996年,人民币是双向浮动的,升值了约5%,美元兑人民币从大约8.71元,到了8.28元。後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後,泰铢和韩元大幅贬值。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所以,从1997年一直到2005年,8.28元基本没有动。这并不是说我们放弃了这个理念,相反,我们坚持这个理念,依然认为这样一种有管理的浮动货币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汇率机制,但是,这里面存在惯性、或说“路径依赖”。实事求是地说,这件事情还是比较艰难的。结果,到了2005年7月21日,汇改重新启动,这就有了2005年到2008年这三年的浮动。

易纲: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的最好选择。为什麽说这是中国的最佳选择呢?对汇率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从1994年就开始启动了。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随後,整个外汇市场就建立起来了。从1994年到1996年,人民币是双向浮动的,升值了约5%,美元兑人民币从大约8.71元,到了8.28元。後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後,泰铢和韩元大幅贬值。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所以,从1997年一直到2005年,8.28元基本没有动。这并不是说我们放弃了这个理念,相反,我们坚持这个理念,依然认为这样一种有管理的浮动货币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汇率机制,但是,这里面存在惯性、或说“路径依赖”。实事求是地说,这件事情还是比较艰难的。结果,到了2005年7月21日,汇改重新启动,这就有了2005年到2008年这三年的浮动。

这期间,人民币实际上是双向浮动的,而且跟一篮子货币的走向是相符合的。但是,2008年,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开始是“次贷危机”,尔後贝尔斯登破产,2008年的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更把金融危机推向高潮。从那以後,人民币基本维持在6.83元上下窄幅波动的水平。一直到今年6月19日,我们又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这期间,人民币实际上是双向浮动的,而且跟一篮子货币的走向是相符合的。但是,2008年,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开始是“次贷危机”,尔後贝尔斯登破产,2008年的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更把金融危机推向高潮。从那以後,人民币基本维持在6.83元上下窄幅波动的水平。一直到今年6月19日,我们又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机制。只不过因为危机或其他因素,才有了这麽多插曲。但是,这个方向是中国最好的选择,这个方向我们应该坚持。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机制。只不过因为危机或其他因素,才有了这麽多插曲。但是,这个方向是中国最好的选择,这个方向我们应该坚持。

胡舒立:那最终目标是什麽呢?

易纲:我们的最终目标,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就已经决定了。

胡舒立:那最终目标是什麽呢?

胡舒立:那麽,人民币可兑换和汇率之间应该是种什麽关系?是说它自由浮动以後才能够自由兑换,还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也可自由兑换?

易纲:这是一个比较富有理论色彩的问题。通常,可兑换的货币,其汇率是自由浮动的。

在历史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後,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主要货币再跟美元挂钩,这实质上是一个固定汇率体系。但是,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解体以後,主要国际货币与黄金脱钩,固定汇率体系解体。从理论上说,可兑换货币应当是浮动汇率的货币。浮动汇率这一机制,本身就是可兑换货币的稳定器,正因为它浮动,才能保证它的“可兑换”。如果要永远坚持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兑黄金的承诺实际上实现不了。而如果它是浮动的,它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可兑换。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香港等地实行的货币局制度,它是一种特殊的安排,放弃了货币政策。一个规模小并且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才能实施这种制度。但这些经济体应该视为例外,不具有普遍性。一般的可兑换货币,其汇率机制应当是灵活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兴市场国家,它最终应当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那麽,它不能够坚持的是什麽呢?就是固定汇率。美国、欧元区就是这样。美元和欧元波动较大,这是一种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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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我们的最终目标,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就已经决定了。

胡舒立:那人民币可兑换目标多长时间达到?有没有时间表?

易纲:在我国,可兑换还没有一个官方时间表。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过,一般的国家,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平均用时大概是7年到10年左右。中国是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是15年了,这已经长于国际上的平均值了。我们没有时间表,但是,参考国际上的做法,人们可以对此事有一个大致判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很大,发展又不平衡,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认识的统一上也更加困难。

胡舒立:那麽,人民币可兑换和汇率之间应该是种什麽关系?是说它自由浮动以後才能够自由兑换,还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也可自由兑换?

胡舒立:对于货币升值,我们都知道外部压力比较明显,而中国经济自身对此也有需求。综合而言,人民币迄今不能浮动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

易纲:一种货币,其汇率浮动真正起作用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实际上,有两个渠道可使实际有效汇率发生变化。一个渠道就是名义汇率的调整。还有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内价格上升:有升值压力,但可以不调名义汇率,通货膨胀也可以起到调整实际有效汇率的作用。

实际上,过去这十多年,这两个渠道中国都用了。我们既用了名义汇率的调整,同时,中国通过价格渠道做出的调整也很大。想想看,这些年房价涨了多少?

易纲:这是一个比较富有理论色彩的问题。通常,可兑换的货币,其汇率是自由浮动的。

胡舒立:现在,经过几轮汇改,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不是已经减弱了?还需要继续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调吗?

易纲:应当说压力已经减弱了很多,十年来,北京、上海的房价涨了多少?一般物价上涨了多少?这些涨价其实都是对不均衡的调整。如果十年前拿美元换成人民币并在中国买房,能赚多少?现在看来能赚的不多了。其他的资产也调得差不多了。这说明现在人民币汇率其实离均衡水平,比十年以前已经近了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不具备汇率大幅波动的基础,有条件保持灵活的汇率机制,也可以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什麽事都是有利有弊的。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决定了货币币值的总体趋势。在此趋势下,升值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升值多一点,通货膨胀就可以少一点。如果名义汇率不动,那通货膨胀就得多一点。有人说,老百姓不用进口产品,升值对他们没好处,这是不对的。比如,豆油,中国的大豆已经超过一半是进口的,千家万户都得吃豆制品,豆粕还可养猪,有多少人不吃猪肉?如果不升值,那大豆、豆油、豆粕的价格都得比现在贵20%以上。现在为什麽这些产品国际价格虽然大涨,但在中国的价格没涨那麽多?就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了,而大豆价格基本上是用美元计价的。原油、铁矿石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其实,原油和铁矿石跟千家万户也是相连的。升值首先抑制了输入型通货膨胀。

另外,中国有这麽多公民出国旅游,送孩子留学,这些人都受益了。受益者应当说是“沉默的多数”。但是,受损者的声音强,主要是出口行业,他们认为日子过不下去了,肯定要失业了。

在2005年汇改以前,有关部门做过企业的换汇成本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换汇成本是8.11元,私人部门企业的换汇成本是8.07。换汇成本指的是只要汇率低于这个水平,这些企业就会亏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2005年汇改第一天,人民币汇率就跳到8.11 元了,那出口企业应该会出现大面积亏损。但是,汇改以来,中国在2005-2008年期间出口每年是以超过20%的幅度在增长。就是说,汇率调整并没有影响出口,出口反而大幅度增长,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中国产品的增加值,在这一期间都发生了。

所以,我们得动态地看这个问题。政府也从政策上千方百计地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比如,提供对冲工具、远期结汇、远期售汇等工具,帮助进出口企业来对冲风险。

还有一个论点,就是升值等于外汇储备亏损。在2007年升值比较快的时候,就有观察家说,外汇储备一个季度就亏一艘航空母舰。现在,我们有2.4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于16万亿多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这些外汇储备用人民币来标值就少了,他说这个就等于亏了。其实,这个账算得是不对的。因为首先,我们没有亏,什麽时候才亏呢?只有把外汇从美元换成人民币的时候才会亏,但我们并没有换,所以称不上亏。这种算法完全是账面转换。

如果非要进行这种账面计算,就要同时计算中国的人民币资产如果以美元计算“赚”了多少。让我们只算其中一部分。中国金融和房地产资产加起来,有大约两百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外汇储备的10倍)。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资产用美元来标价,相当于赚出至少十艘航空母舰。当然,实际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在历史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後,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主要货币再跟美元挂钩,这实质上是一个固定汇率体系。但是,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解体以後,主要国际货币与黄金脱钩,固定汇率体系解体。从理论上说,可兑换货币应当是浮动汇率的货币。浮动汇率这一机制,本身就是可兑换货币的稳定器,正因为它浮动,才能保证它的“可兑换”。如果要永远坚持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兑黄金的承诺实际上实现不了。而如果它是浮动的,它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可兑换。

胡舒立:对,他没有算人民币的资产,而且,中国人的存款也可以升值。

易纲: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要全面地看。总之,亏和赚事实上都没发生,只是用不同的报告货币产生的一个视角的错觉。当然,美国的通胀会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下降,可以认为是损失。但多年以来,外汇储备的收益率是高于美国的通胀率的。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香港等地实行的货币局制度,它是一种特殊的安排,放弃了货币政策。一个规模小并且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才能实施这种制度。但这些经济体应该视为例外,不具有普遍性。一般的可兑换货币,其汇率机制应当是灵活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兴市场国家,它最终应当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那麽,它不能够坚持的是什麽呢?就是固定汇率。美国、欧元区就是这样。美元和欧元波动较大,这是一种市场行为。

胡舒立:如果汇率不正常,就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压力,你能详细讲讲吗?

胡舒立:那人民币可兑换目标多长时间达到?有没有时间表?

易纲:如果名义汇率扭曲,它会产生一系列後果。汇率是一种价格,其扭曲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我们通常说要扩大内需。假如汇率不对,外需赚钱很容易,企业就不会往内需使劲。汇率扭曲也不利于扩大消费,不利于扩大服务业。

易纲:在我国,可兑换还没有一个官方时间表。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过,一般的国家,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平均用时大概是7年到10年左右。中国是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

胡舒立:面对通货膨胀压力,有人主张升息,这与汇率杠杆能互相替代吗?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是15年了,这已经长于国际上的平均值了。我们没有时间表,但是,参考国际上的做法,人们可以对此事有一个大致判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很大,发展又不平衡,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认识的统一上也更加困难。

易纲: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一种货币相对其他货币的比价;利率和汇率互相替代的作用十分有限。它们有一个离均衡点有多远的问题。这可以引起无穷的争论,因为谁也不知道均衡点究竟在哪里。从理论上来说,供求关系决定均衡点。最好的情形,就是汇率很接近均衡点,利率也是很接近均衡点。

如果加息,那这种货币就会走强,近来,许多货币都加息了,但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没有加息。理想状态是汇率和利率各司其职,因为它们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胡舒立:对于货币升值,我们都知道外部压力比较明显,而中国经济自身对此也有需求。综合而言,人民币迄今不能浮动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

胡舒立:长期使用固定汇率,造成了一定的扭曲,现在变成浮动,此时,除了观念上的问题,最大的威胁还是投机攻击吧?

易纲:是。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地释放这些风险。随着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投机汇率就会变成“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没什麽赚头。

易纲:一种货币,其汇率浮动真正起作用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实际上,有两个渠道可使实际有效汇率发生变化。一个渠道就是名义汇率的调整。还有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内价格上升:有升值压力,但可以不调名义汇率,通货膨胀也可以起到调整实际有效汇率的作用。

胡舒立:外汇改革走走停停,是不是在节奏把握上,还是稍微有点慢了?

易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转轨。有些观察家认为,这个不市场化了,那个改革滞後了,但是,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维持了高增长,而且自1994年那轮通货膨胀以後,没有出现过太高的通货膨胀。

综合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接近最优的。我们走走停停,可能有些人认为,汇改稍微慢了一些,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反思。但是,应该说,宏观政策总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

实际上,过去这十多年,这两个渠道中国都用了。我们既用了名义汇率的调整,同时,中国通过价格渠道做出的调整也很大。想想看,这些年房价涨了多少?

胡舒立:那为什麽要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来恢复汇率的弹性呢?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段风险比较小,还是认为外部压力变得更大呢?

易纲:中国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基于国内的考虑,自主做出了决定。我刚才说了,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汇率稳定了一段时间。实际上,现在危机也还不可以说完全过去了,比如,今年又发生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总体来讲,形势比危机高潮时好多了。一方面,危机在消退,另一方面,去年增长率又调高了,从8.7%调到9.1%了。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预测大多也认为,2010年是复苏之年。综合国内和国际的情况,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现在恢复这个弹性,条件是成熟的。

胡舒立:现在,经过几轮汇改,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不是已经减弱了?还需要继续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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