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发生的原因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以上所说的3个分营的文件究竟包含什么秘密,以至于要采取这类措施对它们进行隐瞒?也许,至今进行隐瞒是因为对波兰战俘进行判决和将他们关押到“特别营”的事实违反国际协议。但这样的观点可信度不大,哪怕只考虑以下因素:苏联审判战俘的罪行与屠杀这些战俘的罪行相比,要小得多。或者,至今还有人特别希望,让苏联继续充当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的罪犯?

卡廷惨案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击战,占领波兰西部地区。9月17日,苏联从东部进入波兰,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俘虏约25万名波兰军队官兵。苏联随后将波兰官兵分别关押在一些新建的战俘营。其中的斯塔罗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3个战俘营,关押着包括9000名军官在内的共约1.5万名波兰战俘。

1943年4月13日,攻入苏联境内的纳粹德国军方宣布,在德军占领的苏联斯摩棱斯克市附近的卡廷森林地区发现被苏联军方屠杀的波兰军人万人坑。4月15日,苏联发表公报,对此予以断然否认,宣称这些波兰战俘在德军入侵苏联之后落入德军手中,是被德军所杀害的。此后,苏联和德国均组织调查团前往卡廷进行实地调查,但都没有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审讯纳粹德国战犯时也回避对卡廷事件的明确表态,从而使之成为一桩未了的迷案。

此后,波兰方面和国际社会针对苏联政府的说法多次提出怀疑并展开激烈争论,但苏联政府始终坚持既定的立场。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自由历史学家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对涉及此次事件的大量文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1990年4月13日,在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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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卡廷纪念碑前单膝下跪

卡廷事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为其要消耗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军的监禁),遂决定先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除掉了军官,其余的士兵就会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苏联有关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苏方人员在上面铺上了厚厚一层土。不久,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直至当年5月中旬,苏联方面在卡廷森林共处决波兰战俘4421人。他们被分别埋入8个大坑,上面铺满松树和白桦树。除卡廷森林外,苏联方面还在斯塔罗别利斯克战俘营枪决了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枪决了6311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其他战俘营和监狱枪决了7305人。加上卡廷森林枪决的4421人,共计21857人,其中包括约1.5万名波兰官兵俘虏。

1940年,大约2.2万名波兰精英在苏联斯摩棱斯克以西的森林遭集体杀害。1990年4月,苏方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4月1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乘专机赴俄罗斯参加卡廷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飞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失事,包括卡钦斯基在内97人全部遇难。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联出兵波兰后的12天作战行动中,被苏军俘虏的波军官兵近25万人。

根据苏联当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将军、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关押在指定的旧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专门战俘营。正是这一类人,成为后来所谓“卡廷事件”中无声的主角。

1939年12月31日的统计表明,上述三个战俘营共关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数略有减少,为14990人,在3月5日苏联当局做出对他们最终的处理决定后,3月16日的一份人数统计为14854人。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一开始在这三个战俘营反映比较普遍的生活待遇问题慢慢减少。另一类问题,即战俘们要求给予他们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来。

从苏联的政治观点看,留在这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人员,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在苏德已经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并且坚持原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对这些波兰战俘进行管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使他们失去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能力。

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苏联战俘管理当局握有选择解决矛盾方式的决定性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权力掌握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决策者手中。在这样的体制下被置于这样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对这部分波兰战俘来说,发生在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金沙澳门官网网址,1940年3月5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决议,直接导致了三个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和关押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监狱内囚犯的悲剧命运。贝利亚的信和政治局的决议几乎完全相同,一处比较大的修改,是斯大林把贝利亚的名字从负责审查这些案件的3人小组中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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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

政治局的决议没有说明对上述人员采用极刑的理由,不过贝利亚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

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行动在以后两个月内紧张地进行。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

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原内务人民委员会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

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果不是后来因为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

下面这两份材料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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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

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

第二份材料是波兰驻英国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

把两份材料和前面苏联档案里的材料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卡廷事件”的基本轮廓。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处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体被德国人发现,这条线索现在更清楚了。

四、 波兰战俘后代的书面证据证明:1941年波兰战俘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战俘营,德国占领该地区后,波兰战俘被德国人杀害

没有理由不相信阿纳斯塔西娅·米罗诺娃。她无意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其牺牲在卡廷的波兰中尉的亲属关系。她对牺牲的曾祖父命运的关注只是在她两次被拒绝发给波兰签证之后,并因此通过互联网讲述了她拟赴波兰产生的问题。还有一个事实推动她这样做,即她的外祖母安娜-亚历山德拉·罗加伊沃-雅科夫连科(Анна-Александра Рогайло-Яковленко)也曾被禁止回波兰。波兰当局对卡廷牺牲人员亲属的特殊关注非常奇怪。

之后,在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他组建了游击队并与纳粹分子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44年在西乌克兰地区的波兰游击队被解除武装,波兰游击队员被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以查清他们与波兰国家军的关系。就这样,戈尔比克再次被关进苏联战俘营。之后他的命运已无人知道。根据某些材料,1945年他回到波兰。

特别营疏散的中断,是由于苏联时期常见的原因——部门管理混乱。而这一原因又因战争而更加突出了。自1941年4~5月份,维亚济马特别营(在此之前组织上属于铁路建设营总局—ГУЛЖДС系统),将其12个分营中的9个分营(即АБР—“沥青—混凝土区”)由建设莫斯科—明斯克公路,改为在白俄罗斯建设军用机场,并归机场建筑总局负责。以格·艾·萨尔基相茨为首的维亚济马营领导从维亚济马搬至奥尔沙,奥尔沙距新的工作地点不远。但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依然留在原斯摩棱斯克州的驻扎地,转为搞道路修建工程,工程由公路总局负责。而自1941年7月2日开始,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同一天的第00849号命令,维亚济马营形式上完全从铁路建设营总局转归机场建筑总局管辖。结果,因为走马灯式的组织变动,在战争初期的混乱中,3个“特别营”就这么简单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3个总局之间“不翼而飞”。

但是,戈尔比克与其他波兰军官一样,被押送到斯摩棱斯克近郊的一个“特别营”。1941年夏,“特别营”被德国人夺取。在逃脱了卡廷森林的处决后,戈尔比克到达西乌克兰并在克列索夫斯克区住下来,那里生活着波兰少数民族。自然,在德国占领区,戈尔比克喜欢使用戈尔博夫斯基姓氏。

所有这一切,她是从自己的外祖母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雅科夫连科那里知道的。她外祖母娘家姓名为安娜·波卢扬诺夫娜·罗加伊沃。

希维亚泰克于1928年出生在西白俄罗斯境内的地主家庭,当时该地区是波兰的一部分。1950年他曾被苏联逮捕,被判5年劳教。1951年夏,判决取消,决定在利沃夫对该案重新进行侦查。1952年5月,喀尔巴阡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希维亚泰克25年劳教,剥夺公民权和选举权5年。1956年9月,最高苏维埃将其25年刑期减至7年,但很快又将其释放。由此可见,希维亚泰克对苏维埃政权并没有特别的好感。

2012年3月,俄罗斯独立调查人弗·施韦德关于卡廷事件的专着《卡廷:当代问题史》出版,其中的一章披露了大量存在“特别营”的证明材料[1]。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健在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当事人的回忆;对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好感的一位波兰人所着《卡廷森林》对卡廷屠杀真相的揭露;卡廷大屠杀中逃生的波兰战俘的说法;曾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州“特别营”的一位波兰军官后代提供的证词;独立调查人员获得的档案材料证据等。现将该章摘译如下供参考。

4The KatynforestPandapress London 1988.

1942~1943年,梅德韦杰夫的游击队在罗夫诺州一带活动,游击队不仅在敌人的后方进行了破坏活动,而且也为掩护苏联传奇式特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提供了保障。库兹涅佐夫以德国军官保罗·西贝尔特的名字为掩护在罗夫诺进行活动。除此之外,游击队情报人员努力吸收新人参加游击运动。常有一些愿意与希特勒分子作战的城市人和农村人加入游击队。梅德韦杰夫详细描写了一个人的情况,因为该人的外貌让他惊讶。

13http://wwwindekskartaorgpl/pl/szczegolyjsp?id=1077.

因此,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之前斯摩棱斯克州是否存在“特别营”是查明卡廷屠杀真相的关键:如果“特别营”子虚乌有,说明波兰战俘是1940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廷直接杀害的;而如果“特别营”的存在被证实,则毫无疑问,卡廷屠杀的元凶是德国法西斯分子,苏联屠杀波兰战俘之说不攻自破。

【“作为曾在利沃夫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剥夺25年自由和在劳改营服刑的政治犯,我完全没有任何为苏联制度恢复名誉的企图。我自己就是无辜的受害者,几乎惨死在施暴者手中。我想说,尽管存在那么多丑陋和残酷的事实,共产主义制度与纳粹的区别在于,对法律和制度,它一贯力求遵循相关的规定。苏联法庭自出现那一天开始判决了一些人的死刑。但只有在最高法院或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之后,监狱才能执行这些判决。”[5]】

值得注意的是下述事实:在波兰电子数据库中,关于安东尼·戈尔比克包含着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一个是1940年四五月份戈尔比克在卡廷被处决,另一个是1944~1945年他被关押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13]

戈尔博夫斯基对游击队员们说,1939年他被苏联俘虏,1941年夏他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当1941年7月份德国人占领战俘营后,波兰人兴高采烈。大家都相信,很快就会返回祖国。但德国人提议加入希特勒军队,开始说自愿加入,之后则是以枪毙相威胁。最后,拒绝者——他们超过90%,每天以100~200人为一批,从战俘营带到不知什么地方。

8Владислав Швед:Катынь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ООО《Алгоритм-Издат》,стр175-177

1943年,伊涅萨·雅科夫连科寄给安娜-亚历山德拉·罗加伊沃-雅科夫连科一封信,信中告诉她,她的父亲波卢扬·罗加伊沃和其他波兰俘虏在1941年秋初被德国人杀害。

阿·米罗诺娃说,她外祖母还讲了以下情况。

传奇游击战指挥官,苏联英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撰写的《精神力量强大的人们》[10]一书的相关内容,是斯摩棱斯克近郊存在“特别营”的另一证据。

关于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卡廷营(即尼·布尔坚科委员会1944年撰写的关于卡廷事件报告所提到的关押波兰战俘的2号特别营)的存在,曾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第136独立押解营通信主任的阿·卢金,对记者弗拉基米尔·阿巴里诺夫[2]的讲述进行了证实。阿·卢金十分肯定地说,1941年,第136营负责警卫3个营:尤赫诺夫、科泽利斯克和卡廷营。卢金多次向弗·阿巴里诺夫重复这一事实:卡廷存在着这个营。

阿·卢金还谈到1941年7月份“撤走卡廷营波兰人行动”的情况。

【“在沃尔库塔10号营,我遇到了德军少校[6],自1941年他在被占领的斯摩棱斯克。我从他那里得知,德国人实际上占领了该地区的几个关押波兰军人的战俘营。有一天在交谈中我向他了解对卡廷事件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是德国人干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波兰人的异议让他感到吃惊。在沃尔库塔11号营,我遇到了卢齐米耶尔兹·曼德雷克,在战前和德国占领期间,他在斯摩棱斯克邮政总局工作。曼德雷克完全肯定地证实,自1940年,斯摩棱斯克周边有关押波兰囚徒的战俘营。他甚至要对天发誓,波兰人是被德国人杀害的。根据他的讲述,这可能发生在1941年8~10月间,因为,正是在这一期间,邮局再也没有收到来自这些战俘营的信件。根据德国人的指示,任何发往战俘营的信件,都被销毁了。曼德雷克还记得,大约是在这一时期,德国人宣布要将波兰战俘送回波兰。1952年我被转移到诺里尔斯克,在那里的第4号营遇到了大尉瓦迪斯瓦夫·扎克,他是在1939年9月成为俄罗斯俘虏,1940年4月末与一批波兰军官一起抵达斯摩棱斯克战俘营的。在整整一年之中,我们都住在一个简易房内。我是波兰人之间关于卡廷问题许多次辩论和争执的见证人,大尉扎克是辩论和争执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他经常断言,他绝对相信,卡廷屠杀是德国人干的;如果不是一个偶然情况的发生,他也会遭遇和被枪杀同志的相同命运。在德国进攻苏联两周之前,他从斯摩棱斯克的战俘营被转至莫斯科监狱,在那里,指控他进行间谍活动和怠工,并被判10年监禁。1953年7月,我与一批残疾人被送往伊尔库茨克一个区的233号营。在这里我认识了科泽拉神父,他对卡廷事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8年多中,科泽拉神父曾见识过不少牢狱,他搜集了许多有意思的材料,这些材料让他得出最终的结论,卡廷屠杀是德国人所为。但在所有我遇见的人中,提供最有分量证据的是一位俄罗斯少校[7],战前他曾在斯摩棱斯克木材采运委员会工作。德国人到来后,他被安排在铁路部门工作,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这位少校告诉我,他对被杀害的军官产生兴趣是由于他的一位下属报告说,德国人把科济山地区用铁丝网围起来并在那里安装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入内。少校说:‘我认为,德国人正在那里建设什么秘密工程或弹药库,所以派人去检查。但当报告说,地方居民已经看见载满波兰战俘的德国卡车驶入该地区,我觉得,德国人很可能在那里为波兰人建立营地。1943年初,我被派往德国工作,当听说德国人在卡廷森林发现了被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墓地并将罪名加在苏联头上时,我才明白,纳粹宣传是何等奸诈。’我在苏联共待了10年:被流放两年多,在集中营生活7年多。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看到了任何可以看到的东西,遇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物并认为,如果苏维埃政权想甩掉这些波兰军官,他们完全可以采取驾轻就熟的方法,把他们送往新地、科雷马或诺里尔斯克,如他们对付成千上万俄罗斯和乌克兰政治反对派一样,在那里,一年之内至少有一半人死于寒冷、饥饿和疾病。”[8]】

7作者弗·施韦德称,《卡廷森林》一书的作者希维亚泰克没有指出俄罗斯少校的姓名。——译者

1940年,当外祖母得知父亲——波·罗加伊沃从科泽利斯克战俘营转到斯摩棱斯克城郊的战俘营后,她与母亲卡塔尔齐娜·罗加伊沃到了那里尽量与他保持联系,弄点儿吃的。每一次,当俘虏们被带去劳动,她们总是设法接近俘虏队伍,多少也能了解一点儿关于我曾姥爷的一些情况,同时送给他一些吃的、衣物……纳粹分子入侵苏联之后,她们失去了与俘虏联系的机会,除此之外,她们自己不得不东躲西藏,但在此之前,她们能定期得到关于他的一些情况……

根据希维亚泰克的说法,作为英国的侨民,他起初相信,卡廷的波兰战俘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的。后来他从“狱友”口中得到了有关卡廷问题新的、不为人知的材料,这些材料迫使他改变看法。1968年,他带着《面对红色法庭》一书的手稿回到英国,该书中的一章对有关卡廷屠杀的“德—波说法”提出怀疑。之后,这一章扩展为《卡廷森林》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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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做下述补充。对上述内容的分析证明,梅德韦杰夫对戈尔博夫斯基事件的描述,是作为例子说明,有哪些不同的人甚至是怪异的人加入了游击队运动。他没有强调戈尔博夫斯基在斯摩棱斯克近郊波兰战俘营的情况,只是把他作为一个组织了游击队的奇怪的波兰人加以介绍。因此,认为梅德韦杰夫“杜撰”了一个叫戈尔博夫斯基的人,并以此证明“特别”战俘营存在的事实,可谓荒唐至极。

波兰战俘特别营的存在是证伪卡廷事件的有力证据

1940年5月11日,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事务管理局1940年5月5日的059/1号命令名单,安东尼·戈尔比克从科泽利斯克被押送至斯摩棱斯克。在这一名单中,他的名字是54号。在1943年的德国掘尸检验名单中,没有安东尼·戈尔比克的名字。但在卡廷纪念综合体纪念碑上,似乎1940年已被处决的安东尼·戈尔比克(Antoni Gorbik,1913年生人)占有一席之地。

2010年5月28日,俄罗斯年龄最老和最具权威的记者之一埃里克·索洛莫诺维奇·科特利亚尔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卡廷——我心灵的伤痛……》一文,证实了罗·希维亚泰克所提供证据的可靠性。埃里克·索洛莫诺维奇讲述了一位战后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特别战俘营服刑的德国军官的情况。

【作者:〔俄〕弗·施韦德,俄罗斯联邦三级国家参事;译者:马维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五期。

梅德韦杰夫写道:“这个外表怪异的人组织了由周围村庄约100个波兰人组成的游击队。”[12]应该认为,戈尔博夫斯基对同村人参加游击队进行了动员宣传,向他们讲述了被德国俘虏和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的命运。

2012年,俄罗斯大众传媒公布了波兰“Kарт/Kart”协会《Indeks Represjonowanych》电子数据库的荒唐事例后,戈尔比克曾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信息被删除了,但关于安东尼·戈尔比克个人材料页的截图已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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