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登录知道点中国历史: 春秋三传

五经之中本有《春秋》,但由于《春秋》言词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着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氏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颇有争议。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用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悼公四年,比《春秋》多出17年。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征引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齐楚召陵之役之役之役、齐晋鄢陵之役等等,《左传》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为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料。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因此,《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 《公羊传》和《谷梁传》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公羊传》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一起“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 《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从经学的角度看,二者则各有所侧重。《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行文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影响颇大。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左传》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其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着。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亦史亦文的巨着《史记》;司马光着《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公羊传》和《谷梁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颇有争议。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故用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征引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齐楚召陵(郾城)之役(鲁僖公四年)、晋楚城濮(濮县)之役(鲁僖公二十八年)、秦晋濮(陕县)之役(鲁僖公三十三年)、楚晋(郑县)之役(鲁宣公十二年)、齐晋鄢陵之役(鲁成公十六年)等等,《左传》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为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料。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因此,《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公羊传》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
  《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从经学的角度看,二者则各有所侧重。《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被列入十三经中。
官网登录,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行文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影响颇大。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左传》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其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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