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疗法”执行人担忧俄罗斯重回帝国之路【

西西伯利亚石油油田的发现和开采,不啻雪中送炭。1972年至1981年这十年间,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地区的石油产量从6270万吨猛增至33470万吨。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缓解了城市粮食供应危机,增加了设备和消费品的采购,为加强军备竞赛、保持与美国的核均势提供了财政基础。苏联甚至还有余力派兵入侵阿富汗。决策层根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丰富的石油资源会走向反面,成为苏联经济生活中的一大隐患。

本来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政策对头,民心大顺,全国上下出现了欣欣向荣、五谷丰登的喜人景象。工业和农业齐头并进,屡创佳绩,1921—1928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幅度达到18%。

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大多没有料到苏联经济会出大问题,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1960—1970年年间苏联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表面上看来,苏联经济仍然是个封闭体系,完全与世隔绝,实际上苏联作为石油出口国和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开始与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息息相关。

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的原因。这个制度的瓦解,是由于苏联经济政治体制太过僵硬,以致国家无法适应20世纪末世界发展的各种挑战。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超常的国防负担,严重的农业危机,加工部门缺乏竞争力,凡此种种,都使得这个制度的崩溃无可避免。不过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初,这些问题尚可依靠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来进行调节。

《随笔》杂志2010年第五期

有鉴于此,曾经临危受命、参与收拾烂摊子工作的盖达尔便挺身而出,援引大量档案材料,条分缕析,从经济学家的角度详细解读苏联崩溃的全过程,意在唤起国民的危机感,摒弃后帝国综合征。

官网登录,遗憾的是,尽管这批人所受教育均优于前任,但他们并不了解国内的现实情况,对于国际市场的构成、外贸平衡、预算与居民供给的相互关系更是一无所知。不知道货币金融形势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对于收支平衡危机和财政危机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他们仍然信心百倍,认为可以恢复苏联经济的活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吊诡的是,新领导上任之后的一些举措,居然对经济危机的加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反酗酒运动减少了国家的预算收入,酒类销售带来的利润从1985年的600亿卢布锐减至1986年的380亿和1987年的350亿;二是加快经济发展大大增加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三是削减进口大众消费工业品的数量。这“三板斧”再加上石油价格的下降,国家预算赤字的剧增就是无可避免的了。直至1988年年末,苏联领导人才开始弄清财政体系失调、货币流通与消费市场商品短缺加剧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为时已晚,国家财政体系和消费市场均已开始崩溃。国家预算赤字1985年为180亿卢布,1988年达901亿卢布。1989年年初的国家债务为3124亿卢布,1989年更高达4000亿卢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4%。为了弥补预算开支,大量使用苏联国家银行的资金和得不到商品资源充分供给的居民货币资金。

苏联解体之初,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谁都不知道养家糊口的钱能不能维持到下月开工资、到时候是否开得出工资、明天是否还有工作,哪儿还有心思去考虑什么帝国的伟业呢?可是到日子刚刚好过点儿了、知道明年的工资肯定会比今年高的时候,下班之后可以同家人一起欣赏那些苏联时期老电影,片中的苏联侦察员个个武艺高强,屡屡克敌制胜,苏联人的生活也是无忧无虑。可以议论议论敌人如何处心积虑把我们这个强国搞垮,我们又如何才能东山再起,恢复帝国的辉煌。当局的宣传力图把卫国战争说成领袖胸有成竹,运筹帷幄,无往不胜。自1998年至2003年,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从19%跃升至53%。俄罗斯后帝国综合征主宰着社会意识和精英的意识,它所造成的威胁,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叶戈尔·盖达尔是备受非议的“休克疗法”的主要执行人。他担忧今日的俄罗斯患上了“后帝国综合征”,即怀念业已消亡的帝国……殷鉴不远,德国曾身陷后帝国综合征,出现了希特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作者看来,引发这场全面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是198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价格下跌;而远因,则可追溯到1920年代末期的强制性全盘农业集体化。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译审,曾担任《列宁全集》第二版部分卷次、《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的译校工作。

1980年代中期,苏联发生了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进而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生产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无力偿还高达千亿美元的债务,国库空虚。经济形势几乎是灾难性的:所有经济指标全面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因物资奇缺而价格飞涨,消费市场开始崩溃,国家面临饥荒的威胁。政治失去稳定,最终则是政治制度和苏联帝国的解体。

1985年,新油井投产、维持已有油井开采量的费用增加以及资金不足等因素,使得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减少1200万吨。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又出现了石油价格的空前狂跌。1980年6月高达每桶32美元,1986年4月则降至每桶不到10美元。然而国家的预算、外贸平衡、消费市场的稳定、每年采购数千万吨粮食的可能性、偿还外债的能力、向军队和国防工业综合体提供所需资金等等,全都仰仗这些资源。

谁能想到,当初在选择工业化道路时的一次决策失误,多年之后竟会铸成大错,以致满盘皆输。凡为政者,能不慎乎!

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不具备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供需之间比例失调的条件。如果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出现食品短缺,那么理所当然的做法就是变更食品价格。而在苏联则不然。该国在居民粮食供应方面,始终坚持为大众提供廉价食品的原则。1962年赫鲁晓夫决定提高肉类和奶制品的零售价格,引发了新切尔卡斯克市的工人骚乱,弹压过程中又有平民伤亡。此后历届领导人更将提高食品价格视为畏途,全都绕着走。多年来,尽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微乎其微,主要食品的价格却始终维持在一个低廉的水平。为了稳定地保持食品低价,只得不断增加对消费者的补贴。至1989年,用于食品的补贴金占到国家预算支出部分的三分之一左右,主要食品的补贴份额高达80%。国家已是不堪重负。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后来写道:到1990年,如果说最近三十五年来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增加了5.5倍的话,那么国家对价格的补贴则已经超过29倍!

作为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发展农业和出口农产品的条件也最好的国家,不但不出口粮食,反而要靠进口粮食来养活本国人民。苏联领导人认为此乃奇耻大辱,誓言下不为例,岂料两年之后的1965年,又再次动用335.3吨黄金进口粮食。1972年苏联爆发严重的农业危机。这一年,到国外采购粮食将近3000万吨,一举打破世界的粮食平衡。此次采购导致美国的粮食、农产品、饲料和肉类的价格大幅上涨,并且引发美国国民的不满和全球粮食价格上涨。1975年粮食歉收,苏联为增加粮食进口,只得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举债,并且动用本国的外汇储备。

作者认为,2006年俄国经济对国际油价的依存度很高,国际油价已经涨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水平。当然尚未达到最高值,却已经严重背离多年的平均值。整个结构不稳固,貌似牢固却很脆弱,不堪一击。盖达尔很不愿意看到已经经历了严重经济危机的俄国领导人重蹈覆辙,当初领导人就是对于变幻莫测的石油价格走势毫无思想准备,最终使得经济崩盘。希望不要胜利冲昏头脑,陶醉于高油价,趾高气扬。殷鉴不远,一战战败国德国身陷后帝国综合征而不能自拔,出现了希特勒,使全世界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

此时已经到了即使不借新债,仅仅由于还债支出增加,外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的水平。1990年,几乎全部石油出口所得均用于偿付债务和利息。苏联日益增加的债务成为西方报刊密切关注的目标,西方实业界和银行界对于向苏联提供贷款已心存戒备,他们对苏联的信任急剧下降。西方银行在婉拒提供贷款的同时,劝告苏方直接向西方国家政府寻求财政支持。

英国一首小曲这样唱道:“钉子一没有,马掌就脱落;马掌一脱落,战马就跛脚;战马一跛脚,指挥官把命丢;骑兵一落败,陆军全逃走!敌军攻入城,俘虏杀无赦。铁匠铺里没钉子,都是它惹的祸。”

在新的现实背景,首先是国际石油价格猛跌的情况下,试图继续执行数十年一贯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将现有的经济政治制度封闭起来,不得做任何变动。至1985年,苏联已经具备了发生深刻经济危机的基础。这一年,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精英开始执掌国家大权。他们能否认清形势,趋利避害,遏制这场危机,千方百计减轻危机所带来的损失,至少力图防止经济崩溃呢?

苏联长期以来执行谨慎的信贷政策,直至1980年代中期还享有无可指摘的一流借债人的声誉。如今却时过境迁,爆发了外债偿付危机,面临经济政治制度崩溃的风险,苏联领导人已经别无选择。当务之急是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向苏联提供国家信贷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贷款。为了增加获得贷款的机会,可以作出这样的保证:苏联不会使用武力来保持对东欧的政治控制。苏联经济政策中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包括数十年前造成的失误,又不肯为纠正这些失误付出国内的代价,那就只好被迫在对外政策上作出让步。

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苏联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快速增长,石油价格高企。本该借此机会建立外汇储备,将源源而来的资金分散为可变现款的手段,以备不时之需。苏联领导人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石油收入空前增加的情况下照旧大量举债。他们也许以为石油价格仍将居高不下,至于一旦油价下跌时将如何应对,显然未加考虑。

外汇状况愈来愈危险。1990年年中,国家已到了宣布自己丧失支付能力的边缘。1990年苏联的收支平衡逆差达171亿美元,1991年外债当期应付金额为207亿美元。1990年年末,苏联当局不仅公开请求西方提供新的贷款和信贷担保,而且请求给予慈善救助。1991年12月,关键问题已不是筹集用于采购食品的外汇,而是清偿向俄国国内运送食品的船舶运费的欠债。

完全靠动用黄金储备或者到国外举债来解决进口粮食所需资金问题,终非长久之计。严峻的现实令苏联领导人愁肠百结,一筹莫展。

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短缺经济。而1980年代末期真正的粮食供应危机,政府已无力保证履行资源分配职责,则是人们对苏联社会体制失去信任、导致该体制瓦解之最重要的经济原因。

尽管有西方国家的临时输血,苏联经济却已病入膏肓,濒临崩溃。苏联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苏联整个国家的解体,只是个时间问题。

为了克服危机,本来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减少加工部门产量,大力压缩军费开支和武器生产,以便腾出部分原料资源增加出口,赚取外汇;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停止从国外大量进口技术设备。然而此类措施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且容易引发社会政治动荡。苏联继续执行原来的经济政治方针,将争论激烈的决定搁置起来。于是,在国家深陷财政货币危机的情况下,1989年未完工工程的增加竟然吞噬掉全国收入增长的五分之四!

不久前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系着名作家阿尔卡季·盖达尔之孙,也是备受非议的“休克疗法”的主要执行人。2006年,他向世人贡献了《帝国的消亡》一书。他为什么在苏联帝国解体十五年之后才来重拾这个话题呢?

1920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在如何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上面临抉择,出现了意见分歧:要么继续扩大经济自由,让富农和耐普曼继续积累财富;要么加强国家行政体制,改造农村,消灭富农,消灭个体农户,成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向工业输送所需资源的渠道。两种意见反复较量,最终是后面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其代表人物是斯大林。

曾经坚如磐石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91年以和平的方式解体。这一变故有如晴天霹雳,令世人目瞪口呆,甚至百思不解。也有人如丧考妣,痛惜不已,认为此乃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伎俩得逞,苏共蜕化变质所致。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一历史事件,原本不足为奇,也无可厚非。

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农民逃离农村的情况也日益严重。战后的1945—1953年,农业的发展太过缓慢,1953年的粮食产量仅为战前1940年水平的104%。而城市居民则比1940年多得多,且必须增加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粮食出口。赫鲁晓夫在1954年致中央的信中指出:“我国城市人口每年增加几百万,国家的粮食采购量却15年来原封未动。我们拿什么来养活他们呢?”战后尚未复兴的农业生产在迅速崩溃,两三年之内就可能引发实实在在的粮食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斯大林去世后上台执政的赫鲁晓夫,也曾试图振兴农业,采取了减轻农民税负、开垦荒地、大力提倡种植玉米等措施,农业生产一度有了起色。例如1956年,仅垦荒地最集中的东部地区就收获粮食6300万吨,全国粮食产量将近12500万吨,打破了历史记录。然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取消对农村经济的限制,提高农民的物质福利,甚至解散集体农庄。赫鲁晓夫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他把希望寄托在垦荒地上,殊不知大部分荒地均属风险农作物地带,对天气条件的依赖程度甚高。1958年以后,垦区产量即徘徊不前,1963年更是急剧下降。这一年全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为483公斤,甚至低于俄国1913年人均540公斤的水平。无奈之下,只得作出到国外大量采购粮食的决定。为此动用了国家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一。曾几何时,世纪之初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俄国的继承者苏联,正逐渐沦为最大的粮食净进口国。

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将富裕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从而消灭了农村中最勤劳、最能干的那部分人,真正的世袭农民从此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集体农庄庄员,他们被剥夺了迁徙、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的自由,被迫在农庄的土地上从事无偿劳动,只能靠在分给的一小块宅旁园地上辛勤耕作,聊补无米之炊。更有甚者,凡是从自己干活的田地上拿走一包土豆或者麦穗,均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甚至农民在老鼠洞里刨出粮食,也要判刑。集体农庄庄员实与农奴毫无二致。哪里还有生产积极性可言?此后苏联农业效率低下,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农业从此一蹶不振,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软肋。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书的副题为“当代俄罗斯应从中吸取的教训”。作者在前言中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是看到当前俄罗斯政界利用后帝国综合征的做法在政治上有多么危险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所谓“后帝国综合征”,就是对业已消亡的帝国的怀旧之情,留恋昔日好时光。作者原以为国民对自身福利的关心就会冲淡恢复帝国的无望幻想,结果是大错特错。

此时,苏联领导人愈益丧失对国内局势的控制。俱增,消费市场短缺现象加剧,限额供应商品的范围扩大,都在动摇着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对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和各大城市的影响尤其巨大。

那么,在世界石油价格暴跌的情况下,能否考虑改变出口结构,靠出口加工工业产品赚取外汇呢?对不起,大部分苏联民用机械产品因工艺水平落后和质量欠佳,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没有销路。这些产品事实上只行销到经互会国家,西方国家所购买的部分尚不及整个机械制造业出口量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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