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异宾:斯蒂格勒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金沙澳

所以,从表面上看,在超工业社会中,人类记忆似乎随着记忆的外在化技术而得到无限扩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广泛的认知和感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当然,这种无产阶级化并不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使工人在经济上变穷,而更像是所有人失去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废人化”,“废人”不再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知识,他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识。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这里的知识异化状态中的“废人”不再是劳动者,而是所有人。

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后工业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复杂“义肢”中的记忆装置,它不再是以工人的劳动时间为剥削对象,而是以所有人的时间记忆为塑形对象。人类的记忆被卷入系统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以此构成新的人类记忆的后种系生成。并且,数字资本主义进程已经进入的“非经济”的剥削方式,那就是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普遍人的第三阶段的无产阶级化。显然,这是一种掠夺全民记忆时间的新剥削论。

今天,大量建设中的高速公路和高铁以及铺设的无数网线和电信中继站,并未改变人们出行的不便和信息的质性贫乏,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没有让人减轻劳作之累,反而增加了自身贬值和心理崩溃。知识内爆的结果是真知的毁灭,媒体对生活的操纵已经生成一种新型的暴力。最可怕的是技术对遗传的直接操纵,这使制造被克隆的“假人”成为可能,这将是人类本身毁灭的开始。

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作为德里达的弟子,以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巨著《技术与时间》是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在2001年完成上述三卷《技术与时间》之后,斯蒂格勒没有继续已经预告的第四卷,而是开始直面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全面批判这一更为宏大的思考主题。他先后写下了《象征的贫困》《怀疑和失信》《构成欧洲》、理论提纲式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休克状态》和《自动化社会》等相关论著。也是在这些更加复杂的交叉学科视位中,斯蒂格勒获得了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全新认识。

这倒真是一个新的积极的现实努力,即不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以废除技术私人占有的方式,让创新性的技术从资产阶级商品价值构式中彻底摆脱出来。这种新经济的参加者通过对技能的投放以及在团体中的参与,完成区别于伪需要的特殊性的生存独特性——个性化。这已经不仅是一种想法,斯蒂格勒已经这样去做了!近年来,他在法国成立的组织集合了不同背景的人士,如工程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等,联合研究以及寻找一种新的工业精神。2006年,他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成立了一家叫创新与研究中心的非赢利机构,组织了一批工程师和编程人员,发展研发出不少以合作为主题的软件,包括音像材料的合作性注记,建基于推特的辩论平台等。这些都是在尝试探究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前景,以及科技的解药性,进而引导一种新的个性化,从根本上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奴役,建设一种全新的知识共产主义。这是斯蒂格勒激进思想和实践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部分,一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批判构境仅停留在书本和空洞激愤中的乌托邦憧憬,是对现实革命实践道路的实验和有益探索。

姓名:张异宾 工作单位:

这个批判逻辑更接近海德格尔那个沉沦中的“常人”。在一个一般器官学的批判性构架下,今天被斯蒂格勒指认为数字化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我们生活里的所有社会组织器官、交往和娱乐生活都被数字化技术的先天综合所重新塑形,甚至我们身体器官和生存无时无刻都不能离开电脑操作系统、各种复杂的系统软件和智能手机中的人造伪器官。

这个批判逻辑更接近海德格尔那个沉沦中的“常人”。在一个一般器官学的批判性构架下,今天被斯蒂格勒指认为数字化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我们生活里的所有社会组织器官、交往和娱乐生活都被数字化技术的先天综合所重新塑形,甚至我们身体器官和生存无时无刻都不能离开电脑操作系统、各种复杂的系统软件和智能手机中的人造伪器官。

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后工业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复杂“义肢”中的记忆装置,它不再是以工人的劳动时间为剥削对象,而是以所有人的时间记忆为塑形对象。人类的记忆被卷入系统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以此构成新的人类记忆的后种系生成。并且,数字资本主义进程已经进入的“非经济”的剥削方式,那就是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普遍人的第三阶段的无产阶级化。显然,这是一种掠夺全民记忆时间的新剥削论。

今天,大量建设中的高速公路和高铁以及铺设的无数网线和电信中继站,并未改变人们出行的不便和信息的质性贫乏,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没有让人减轻劳作之累,反而增加了自身贬值和心理崩溃。知识内爆的结果是真知的毁灭,媒体对生活的操纵已经生成一种新型的暴力。最可怕的是技术对遗传的直接操纵,这使制造被克隆的“假人”成为可能,这将是人类本身毁灭的开始。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专著《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斯蒂格勒的具体解释为,随着各种类型的体外记忆装置的普及,包括电视、手机、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所有人都完全依赖于这些记忆装置的运转,一旦离开这些技术体系,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行动和生活。这种记忆装置的后种系生成,虽不是遗传学意义上的基因序列,却胜似后者,因为它从根本上使人的存在出现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缺少任何自身具体化、个性化生命的直接能力。

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作为德里达的弟子,以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巨著《技术与时间》是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在2001年完成上述三卷《技术与时间》之后,斯蒂格勒没有继续已经预告的第四卷,而是开始直面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全面批判这一更为宏大的思考主题。他先后写下了《象征的贫困》《怀疑和失信》《构成欧洲》、理论提纲式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休克状态》和《自动化社会》等相关论著。也是在这些更加复杂的交叉学科视位中,斯蒂格勒获得了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全新认识。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专著《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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